江河流域生态不容乐观 “我们要用行动昭告世界，中国绝不靠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来换取经济增长，我们一定能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如是说江河流域生态保护呼唤治理新机制今年以来，一些企业不顾下游饮水安全，悍然排污，污染源一旦进入江河下游，将演变成更为严重的跨流域污染事件。

当前我国江河流域环境监测尚未形成合力，各流域间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导致江河流域生态保护缺乏有效联动。相关专家指出，江河流域生态牵一发而动全身，我国亟须建立跨流域协调治理机制。

江河流域生态不容乐观监察部统计显示，中国水污染事故近几年每年都在1700起以上。今年1月，广西龙江河受到高浓度含镉污水污染，导致柳州等地数百万人饮用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2月，江苏镇江船舶违法排污导致的自来水发生苯酚污染，引发当地居民抢购纯净水；不久，广东佛山一家养殖场排污，导致附近自来水厂水源受污染，约5万居民受到停水影响。这样高密度的水污染事件对水环境监测带来了严峻挑战。

处置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专家组成员、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许振成痛斥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就是一些企业经济利益第一，光把钱赚了，别的就不管了。”全国人大代表、民建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庆宁指出，部分地区尤其一些落后地区以资源换产业的发展理念依然盛行，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得以上马，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获取眼前利益，将危害遗留给子孙后代。

一些人大代表表示，面对居民用水安全出现的问题，隐藏在背后的“推手”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治理为何面临困局江河流域往往跨越多市甚至多个省区，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发展程度和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加上未形成有效的联动机制，江河流域治理存在不少困难。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金辉认为，重经济效益轻生态保护的理念仍然在部分地区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中存在，进而为一些高污染企业提供了生存机会。

长此以往，政府财政对这些企业也会产生一定依赖，这从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政府保护生态的积极性。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侯浩波告诉半月谈记者，目前各地区都会对辖区内江河进行环保监测，但受区域利益驱动，流域上下游之间往往不共享监测数据，江河流域生态保护遭遇阻力。不仅是上下游之间，即便在同一行政区内，也存在“九龙治水”现象。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王树义认为，水资源虽然属于水利部门管理，但其开发、利用和保护则涉及航运、发电、土地、城建、卫生、环境保护等多个管理部门；用水方面，又存在着农业、航运、发电或养殖等方面的矛盾。

王树义说，由于部门利益驱使，特别是在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条件下，各资源管理部门更加不愿意因协调管理而放弃已有的管理权限，都想通过控制自己所管理的自然资源获取较多的部门经济利益。这种情况十分不利于自然资源的科学管理，不利于自然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流域间治理机制亟待完善上世纪50年代，由于工业迅猛发展，欧洲莱茵河一度出现严重的水污染问题。

为重现莱茵河生机，流经地瑞士、法国、卢森堡、德国、荷兰等国成立了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实行部长会议决策制，由每年的定期部长会议作出重要决策，明确委员会和成员国的任务，决策的执行是各成员国的责任。作为流域管理机构，委员会全方位主持流域保护跨国管理，最终使莱茵河重新变清。我国一些地区也为治理江河流域进行了探索。为保护流经本地的潭江，1990年8月，广东省江门市政府组织辖区各地签订责任书，探索出一套流域治理的“潭江模式”，实现了从自我保护到联合保护、从定性检查到定量考核、从干流保护到全流域保护的转变。

今年2月，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共同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未来三省将实现生态保护一体化，共同开展河流湖泊综合治理和保护。金辉认为，莱茵河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基于上中下游发展水平相当，人口素质和科技发展水平较高等因素。目前我国江河流域治理还不能完全照搬这一模式，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治理模式。

他建议，流域保护必须建立新的运作机制和横向经济联系，通过新的运作机制，借助市场力量，用产业化方式从源头治理污染；用市场运作规则打破相互分割的行政管理，建立与水资源市场化运作关联的跨行政区流域综合管理。流域下游经济实力往往很强，但在外部性受损上处于被动的劣势；上游的行为对整个流域的影响最大，但是在经济上常常是弱者。

金辉认为，建立跨流域、由松散到紧密的经济合作组织或建立覆盖整个流域的经济区，对促进全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广西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朱积余告诉记者，为改善西江流域生态环境，广西近年来投入巨额资金，避免了西江下游的生态恶化，使珠江下游各方在客观上享受到了这些生态保护的成果。按照“谁收益，谁补偿”的市场原则，珠江下游地区应给予上游地区一定补偿，“但补偿价格如何制定、采取何种补偿方式都要有科学界定”。

侯浩波建议，国家应进一步提高江河流域公益林的补偿标准，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各地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寿全表示，治理水污染，除了用科学手段，还要法规先行，特别是每个流域出台针对性强的法规，确立各个断面各级政府的分工、责任，明确处罚规则，出现问题时有法可依，可以追究，让污染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半月谈内部版》2012年第4期，记者 吴小康)中国着手重塑水环境监测“地图”中国预计于2012年年底完成对地表水国家级监测网络优化调整，严防监测盲区，形成科学全面的监测布阵，以应对日渐频发的水污染事故。全国政协委员、环境保护保部下属的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温香彩4日表示，此次调整将把国家级地表水监测断面(点位)总量从现有的759个增加到972个，其中原有的监测断面保留了509个、新增443个、位置移动20个。

调整后，监测河流由320条扩大至423条，基本覆盖了中国主要河流的干流、一、二级支流、省界河流、入海口、重要水利工程、国界河流和出入境河流。所监测的湖库也由原来的28座增至58座，点位分布更加合理。其中，在所监测河流的受人类活动影响区域内，每百公里左右会设一个监测断面，湖库则每50到100平方公里布设一个。

“近年来我国水环境变化很大，有些水体流量或储量减少，原有监测断面设置不具代表性，而有些监测断面处于监测盲区，达不到监测预警的目的，因此优化调整势在必行，”温香彩说。温香彩介绍，国家级监测断面的设立对水体水量有要求，这包括主要水系的干流、年径流量在5亿立方米以上的重要一、二级支流，年径流量在3亿立方米以上的国界河流、省界河流、入海河流、大型水利设施所在水体等，以及面积在100平方公里或储水量在15亿立方米以上的重要湖泊，和库容量在10亿立方米以上的重要水库或重要跨国界湖库。

中国政府制定的“十二五”发展规划里明确表示，在水环境保护方面，要深化流域水污染防治，继续抓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推行分区控制，优先防控重点单元，切实改善环境质量。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随着此次国家级监测布点的调整，各地省市级的监测布局也将陆续展开调整，逐步建成适应当下环境保护需要的全国地表水监测新格局。“这是我们近几年来对监测网络的一次重大调整，不是单纯监测断面数量的增加，更重要使我们的监测布局更加科学合理，为今后建立全国性的水污染风险评估和预警体系做好准备，”温香彩说。此次新布局的重点之一是对跨省界、国界地表水体监测布点的调整，而所有国家级监测断面将加强对重金属污染物的监测。

温香彩说：“比如说，上下游省份在同一条河流上都设置了省界断面，在未实施联合监测的情况下，一般保留下游省份设的断面。这样一方面保证监测数据真实、客观的反映水环境质量状况，同时也利于明晰权责，减少污染事故发生后的责任纠纷。”监察部统计显示，中国水污染事故近几年每年都在1700起以上。

今年1月，广西龙江河受到高浓度含镉污水污染，导致柳州等地数百万人饮用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2月，江苏镇江船舶违法排污导致的自来水发生苯酚污染，引发当地居民纯净水抢购风潮；不久后，广东佛山一家养殖场排污污染附近自来水厂水源，导致约5万当地居民受到停水影响。这样高密度的水污染事件对水环境监测带来严重挑战。中国从1973年开始对地表水进行监测，到2003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进一步调整了国家环境监测网和监测断面，确定了由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辽河、海河七大水系，太湖、滇池、巢湖三大湖，以及西北诸河、西南诸河、浙闽片三个片区组成的国家地表水环境监测网，并沿用至今。

温香彩是一位从事环境监测工作十余年的女博士后，她说：“监测布局的重组只是水环境保护工作的一部分，政府从政策制度上完善，我们从科学手段上改进，人人爱护我们的家园，才是环保长久之道。”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寿全表示，治理水污染，除了用科学手段，还要法规先行，特别是每个流域出台针对性强的法规，明确水环境的标准，确立各个断面各级政府的分工、责任，明确处罚规则，出现问题时有法可依，可以追究，让污染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半月谈网/记者 易凌 王建华 赵仁伟)扩展阅读国际国内大牌再曝水污染丑闻品牌企业和代工工厂，板子该落到谁的身上？近日，继披露IT产业的企业污染之后，5家民间环保组织又公布了对另一个行业的污染调查。这份名为《为时尚清污——绿色选择纺织品牌供应链污染》调研报告指出，一批大型纺织品牌和服装零售商的在华供应链存在严重环境违规，对中国的水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此次被披露的是48个品牌，包括Zara、H&M、Calvin Klein、耐克、家乐福等国际品牌，也包括李宁、安踏、雅戈尔等国内知名品牌。报告称这些品牌的供应商即制造企业因私设暗管、污水直排、不正常使用污水处理设施、超标超总量排放污染物等行为，受到所在地方环保部门的处罚。

当苹果公司在华的“血汗工厂”被广为人知之后，跨国公司再也无法回避他们供应链上出现的问题。对环保组织而言，这或许会成为一种更讲究策略的反污染模式：如果供货商们认为环保部门开出的罚单不足为虑的话，那么，采购商开出的“环保条件”却是要实实在在地影响他们的经济效益。追污染企业也要追品牌去年8月，包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在内的国内5家环保NGO组织联合发布报告，公布了一份苹果在中国供应链的污染地图，曝光了27家苹果疑似供应商，直指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供应商存在巨大的环境污染问题，指出“苹果”时尚产品的背后，是以“毒害环境、伤害社区、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

与此次调研相似，这些环保组织在披露具体的污染违规的纺织企业之外，也追溯到了它们上游的品牌公司。“例如，浙江庆丰纺织存在着严重的污染违规问题，它的客户包括GUESS、GAP、Levi"s、HUGO等知名企业”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客户中包括锐步、耐克等公司的东莞福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曾因私设暗管偷排印染废水而受到查处。这家企业曾经被发现每天违规排放的工业废水达到2.7万吨。

而另一家客户中包括Esprit、C&A等品牌的南京中天远腾制衣有限公司也曾因“无证排污”等违法行为被当地环保局评为不良环境信用等级。据马军介绍，为了确定供应商和品牌的关系，环保组织主要采取的是案头调研的方式，建立数据库，收集97000多条污染企业记录，并通过关键词搜索的方式筛选出了6000多条的纺织相关的企业。在确定企业之后，通过海量搜索、官网、财务报告，以及上市企业的上市报告，从中能够发现到底是谁给供货的。

“还有一些是通过网上招聘信息或采购信息得来的，经过多方的核实，最终我们找到一些比较官方的说法，来确立它们之间的关系。”逾半数企业不予回应报告称，中国纺织业的纤维加工量约占世界一半，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占世界的34%，但纺织业每年产生的近25亿吨废水和其它污染物，循环用水方面远远落后于多数其它产业。其中印染废水的排放量占整个纺织业废水排放总量的80%，成分复杂，可能含有多种有害物质。环保组织经过历时9个月的调研，于2012年3月22日、26日和29日向48家企业的CEO发出信件。

提示信发出后，只有15家品牌对这些问题做出了正面回应。其中耐克、溢达、沃尔玛、H&M、Levi"s、阿迪达斯、Burberry等已经开始采取积极行动，进行查询并推动解决。耐克在回复中写道：“作为绿色选择联盟的长期成员，我们(耐克公司)支持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和相关中国环保组织推动中国企业环境和社会责任的工作。

”更多信件是石沉大海，32家品牌未做回复。这其中既包括Marks & Spencer、Esprit、Calvin Klein、Armani、家乐福等国际品牌，也包括361度、安踏、雅戈尔等国内知名品牌。“很多品牌都对外承诺自己是‘绿色产品’、关心环境，可实际上，他们的供应链企业却在生产过程中污染环境。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晶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显然是不负责任的承诺。马军特别提到了“违背承诺”的Zara公司。他们发现，Zara的下游供应商“部分生产废水是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被当地列为环境违法的案件”。不过，作为一家全球性的时装零售公司，Zara在官方网站上如此表述其环保方针，“Zara通过自己的商业模式，致力于为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做出贡献。

对环保的承诺已列入Inditex集团企业责任的方针中。”然而，环保组织收到的Zara的回复却是：“很遗憾我们不能回答来自学校、大学和专业人士等个体对于我们业务模式的提问。”4月10日，负责Zara公关事务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此前环保组织的信件被系统退回，上述回复是环保组织在Zara网站在线提问所得。

该工作人员称，目前他们在与环保组织联系，并核查相关的具体情况。发布会后，只有一家公司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取得了联系。王晶晶说，李宁公司表示要对于报告中涉及的企业进行核查。

记者就此事联系未回复信件的雅戈尔公司时，公司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对于报告内容不太清楚，需要进一步了解。利润分成悬殊事实上，很多跨国公司都有对自己供应商的准则。以苹果公司为例，它对供应商的劳工问题、安全保护等问题都有详细的要求和规定，在“化学药品曝露预防”一项中准则指出：“供应商必须尽可能地消除化学危害。当化学危害无法消除，供应商必须提供适当的工程控制方法，比如密闭体系和保持空气流通。

如果适当的工程控制方法都不可行……供应商必须为员工配备适当的个人劳保设备。”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苹果公司的多家供应商因使用正己烷等含有机溶剂清洗电子产品导致员工中毒致残。苹果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007年以来，至少有半数以上的苹果供应商或多或少违反了这些准则。

有报道说，出现上述情况的根源就在于，苹果公司掌握整条产业链和产业链里的绝大部分利润，而这些供应商只能通过降低环保和劳工标准来保证自己的利润。苹果公司每售出一台iPad的利润高达150美元，相当于售价的30%；而中国工人仅能从中获得8美元，只相当于售价的1.6%。在纺织行业，同样存在供应商和品牌公司之间的利润分成悬殊的问题。“代工或者外包企业为了拿到订单，只能尽可能的压低成本。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晶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降低产品的环保成本成了这些企业必然的选择之一。2006年，当时的年产值超过40亿元的东莞福安纺织被发现每天偷排量2.7万吨工业废水。

随后，企业被环保部门追缴排污费1155万元，被罚款21.7万元，这在当时也是广东省对于环境违法企业进行的最大数额的罚款。“对于这样的一家年产值几十亿元的企业来讲，这样的罚款所起到的作用确实是有限的。”马军说。

品牌公司对供应商保护环境有监督之责本次报告披露的污染企业包括番禺锦兴企业、浙江庆丰纺织、东莞福安纺织、南京中天远腾制衣等。这些供应商之所以“多次”被当地环保部门处罚，就是因为违法成本远远低于订单带来的收入。

王晶晶说，在纺织行业中，“客户企业实际上已经非常深入地介入到供应商的生产过程中了，比如用什么样的化工用品、用何种布料等，都是有明确规定的。”可另一方面，目前的供应链式的管理方式长期以来都比较松散，品牌公司对下游企业的违规行为往往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位环保法律人士表示，现在，品牌公司的环保承诺，只是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属于道德层面的自觉行为”。

而它们的下游供应商都是独立法人，无论是签合同还是因环境污染问题被处罚，都是适格的责任主体，“很难要求上游品牌公司为其污染问题承担法律责任”。上述法律人士认为，虽然供货商与品牌公司之间是平等的合同关系，品牌公司也可以在选择供货商时考虑其环保等级，“尽管不具有法律上强制约束力，但会影响下游企业的环保观念，进而不得不为了订单增加环保投入”。

作为低成本制造的获益者，品牌公司对供应商保护环境有监督之责，“毕竟权利和义务、利益与责任是对等的。”“我们建议品牌和零售商能够利用这些信息的公开，合力去推动环境保护。”马军说。

(中国青年报，记者 李丽 实习生 许文苗) .blkComment p a:link{text-decoration:none}.blkComment p 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icon_sina, .icon_msn, .icon_fx{ background-position: 2px -1px}.icon_msn {background-position: -25px -1px;}.icon_fx {background-position: -240px -50px;}分享到: 欢迎发表评论我要评论 微博推荐 | 今日微博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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