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有共同利益，也有分歧，“低价”乃是美方对中国少见的谴责之一，钢材则是其中的最重要项目。就在今年2月，美国商务部最后裁决，从中国进口的不锈钢板和钢带取得补贴，以高于合理水平的价格在美国市场低价。　　与此同时，美国也对其他一些经济体发动钢材“低价”调查，其他经济体也在对中国发动适当的调查，全球钢铁产业风起云涌。

　　中国钢铁生产能力否不足?钢铁生产能力如何配备?行业如何升级?这些问题都必须置放全球视角下检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郑毅)　　中国早已沦为世界普遍认为的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经济依然正处于较慢的拓展中。目前中国的钢材消费强度名列世界前茅。符合钢材市场需求对保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十分最重要。

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政策变化频密，使得精确预测中长期的钢材市场需求显得十分困难。在本世纪初，显然无人能想象中国的钢产量和钢材市场需求不会超过目前的水平。为充份符合大大变化中的钢材需求量，中国维持一定的富余生产能力是适当的。

　　中国钢铁生产能力究竟有多少　　经济快速增长的驱动力来自消费、出口和投资三方面。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曾期望主要依赖消费和出口来夹住经济，但迅速找到经济无法构建预计的增长率而新的增大在固定资产上的投资。

这些投资造就了钢材市场需求，推展了中国的钢材价格在2016年抵达十年内的最高点。　　辩论中国钢铁生产能力配备是无法规避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利用率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15年和2016年的粗钢产量分别为8.03亿吨和8.07亿吨。而分析中国钢铁行业各种原料使用量和各工序金属收亲率表明，2015年和2016年中国合乎逻辑的产量不应分别为9.48亿吨和9.68亿吨。

　　只不过有关方面对实际钢产量无意或有意的瞒报或漏报早就不是新闻。当年曾有一位冶金部的前副部长通过媒体认为仅有河北一省忙漏报的钢产量就低约5000万吨。　　另外，官方发布的2016年的中国钢材产量是11.39亿吨。

而这个钢材产量与该年的官方统计资料钢产量之间的差距之大并不是反复统计资料之类的原因能说明的。如果2015年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是12亿吨，中国当年的实际钢铁生产能力利用率已约79%。

尽管这一数值不尽理想，但已显著低于世界钢铁协会的其它65个成员同期71%的平均值生产能力利用率。　　中国的经济在上世纪是以钢为纲的。

第一次在中国舆论上公开发表辩论钢铁生产能力的不足问题是在本世纪初，其时中国的钢年产量还并未约1.5亿吨。而过去两年官方有关钢产量的数据都在8亿吨以上。

现在显然那种拒斥是缺少深思熟虑和缜密分析的。　　对中国钢铁跃进趋势的失误，不仅再次发生在中国，某种程度也再次发生在中国仅次于的进口铁矿石来源国澳大利亚。在上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外交外贸部曾资助过一项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导、涉及铁矿业公司参予的，关于中国未来钢产量和进口铁矿石市场需求的研究。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将在本世纪的头十年超过年钢产量的峰值1.5亿吨。

　　这个结论不仅影响了澳大利亚政府的有关决策，也使澳大利亚的两大铁矿巨头在作出扩产要求时显得更加慎重。延后作出减少铁矿石供应量的要求造成后来铁矿石市场供给外侧产生极大缺口和价格攀升。一方面这使来自其它地区的铁矿石乘机守住了澳大利亚的市场份额。

另一方面铁矿石价格攀升也使中国钢企损失惨重，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　　中国是一个具备能与美国媲美潜力的世界大国，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的发展速度和超过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研究中国经济和钢铁业发展的难题在于，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史中无法为中国寻找一个适合的参照系。　　关键是搞清楚哪里不足了　　不足是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

一方面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期望在经济发展中流经更加多市场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对不足这一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忧心忡忡。　　中国钢铁业不足生产能力问题不受推崇的程度，是与行业中缺少竞争力的生产能力的业绩成反比的。这些生产能力往往不存在于国企中，尤其是地方国企。按所有权中国的钢铁企业可分成三类：央企，地方国企和民企。

2016年他们在中国钢产量中的占比分别是12%，26%和62%。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央企仍然占有中国高端钢材研发和市场的领导地位。

而民企则是钢铁业中产量下降最慢，对市场需求反应最很快的一类。他们的产量在中国钢产量中的比重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高于30%下降到目前的水平。

　　钢铁业中的地方国企由于地域和体制所限，在大众化产品的成本上拼不过民企，在高端细分市场中则因研发投放严重不足和天秤座的市场劣势无以与央企互为抗衡。根据对中国2015年盈利最多十五家钢企的统计数据的分析，央企、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的吨钢利润分别为102元，41元和62元。

在中国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地方国企中不存在着1.6亿吨到1.85亿吨的高成本钢铁生产能力。设法减少这些生产能力的生产成本是中国钢铁业必需付出代价的一个挑战。

　　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在加快。作为一个传统行业中国钢铁业依然存留了很多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时代的历史痕迹。1978年开始建设的宝山钢铁是中国大型钢厂的地理布局由附近内陆原燃料产地向沿海临港改变的一个标志。目前中国的优质生产能力都集于之后建设的大型临港型钢厂。

2015年中国这样的优质生产能力约只占到了总生产能力的9%。　　钢企迁往的机遇　　根据中债资信对中国24家上市钢厂2015年报表的分析，中国东部钢厂的吨钢原燃料成本因物流成本的差异而分别比中部钢厂和西部钢厂较低117元和264元。

而中国钢厂目前的吨钢平均利润还将近50元。这些中西部的内陆钢厂或被迫为来自沿海港口的进口铁矿石缴纳额外的物流费用，或用于品位较低埋浅处置成本高的国产铁矿石，或因两者均有之而造成缺少竞争力和常常亏损。　　通过迁往不具地缘劣势的内陆钢铁企业到沿海适合的地点，实行改建性修复，将可以明显减少这些钢厂的原料物流成本，提高它们的赢利前景，提高他们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竞争力。　　然而为这种跨省生产能力移往必须有创意的制度决定和适当的资金来加以确保。

目前的生产能力减控政策和国有钢厂的属地化管理都会对这种生产能力移往起受阻起到。　　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移往不仅有从西往东还有由北向南的挑战。在中国沿海的三大经济带中，钢材的供需皆具有显著的区域特征。坐落于北方的环渤海经济带地区已呈圆形相当严重的供过于求，坐落于南方的珠三角经济带地区则要靠输出钢材来符合当地的大部分市场需求。

为减少钢材的市场抵达成本，不应将部分现坐落于环渤海经济带地区的生产能力移往珠三角经济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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